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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年初一，汇聚了袁和平、李连杰、吴京等数代武侠影人的电影《镖人》上映，影片以隋末唐初为背景，讲述了一支活跃于西域大漠的护镖队伍的故事。主角团一系列奇遇的开始，是由吴京饰演的镖客刀马受到恩人莫族长委托，需要护送一位名叫“知世郎”的神秘人物前往长安。虽然电影故事属于虚构，但“知世郎”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——隋末农民起义首领王薄。一个被朝廷“通缉”的叛逆者，在史书中身影模糊的传奇，他究竟拥有怎样的人生际遇？
点燃王朝的歌谣
大业七年（611）年初，在江都行宫款待百官的宴饮后，隋炀帝携浩荡的巡行队伍，向涿郡进发。巡行途中，隋炀帝自觉不该荒废政事，在船中进行了一次官员选补。只是皇帝的行程耽误不得，参选者必须靠自己的双腿跟上船队，方能勉强保证不错过选拔。三千余名待选士子就这样“徒步随船”，奔波了三千余里。如果能够顺利中选，也算不虚此行，没有白遭这一回罪。可更多的人并没有这份运气，未能中选也就罢了，十之一二的士子甚至因冻馁永远断送了人生。
但这一切都不是隋炀帝考虑的事情。他所看到的，只是天下才俊蜂拥而至，是“英雄尽入彀中”向自己俯首帖耳的快感和享受。况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——结束选补没几日，隋炀帝便公布了新的计划：筹集军备，准备进讨高丽。接到命令的幽州总管元弘嗣被迫赶造三百艘战船，因期限急迫，督造官吏日夜立于水中监工，腰下长期浸泡，竟致生蛆而死。四月，隋炀帝到达了涿郡，进一步扩大战备规模，征调天下兵马、器械与粮草，役夫昼夜转运不绝。趁着军需转运的时间，隋炀帝一路西巡去见西突厥处罗可汗，并成功挑动西域诸势力内斗，迫使处罗可汗丢妻弃子，狼狈来朝。
处罗可汗眼底的怏怏之色，终究也没有落入隋炀帝的眼里。现下所有准备已经完成，他要前去谋取那筹划已久的赫赫战功了。
战事一启，百姓负担骤然猛增。运送粮草的士卒“死亡过半”，车马人力往往有去无回；民户壮丁多被征调，田地荒废，粮产锐减，以致饥荒蔓延、米价腾踊。时局动荡之下，盗匪四处滋生。其中又以征发最频、粮调最重的山东一带形势最为严峻。层层积压的矛盾，仿佛将整个山东置于火药桶上，只待一点星火，便会引爆惊天动地的劫难。
那点星火很快便不失时机地出现了。
隋炀帝的龙舟驶向辽东时，一个汉子正在长白山的阴影里磨刀。
刀刃与磨石摩擦的声音，混在初夏的风里，像某种压抑的呜咽。山脚下就是他生活了二十八年的邹平县，如今静得可怕——能扛起锄头的男子，几乎都被官差带走了，说是去涿郡运粮。留下的老人、妇孺，都眼窝深陷，守着即将荒芜的田地。上一次有货郎经过，带来的消息是米价已如断线的纸鸢，而运河边的新坟，比田埂上的野草还密。
汉子直起身，望向北方。那里是皇帝和三十万大军要去的地方，一个叫“高丽”的遥远国度。他想起同村的乡邻，去时只说是运送粮草，回来却只剩一具白骨。“高丽”有多远？他并不知晓。但他知道，大军去往高丽的每一步，都是由无数乡邻的尸首铺就的。
那自己呢？自己也要和那些乡邻一样，死在陌生的、为君王虚荣而战的土地上吗？
很快，一首叫作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的民谣，从章丘县内的长白山（今山东邹平南部长白山）中传出：
长白山前知世郎，穿着红罗锦背裆。
长矟侵天半，轮刀耀日光。
上山吃獐鹿，下山吃牛羊。
忽闻官军至，提刀向前荡。
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。
歌中那位威风凛凛的“知世郎”，也被认为是歌谣的创作者，是邹平人王薄。因不堪官府重役盘剥，王薄聚集人马，组成一支武装力量，藏匿于长白山中。为号召更多人加入，王薄创作了这首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鼓动所有因隋炀帝远征高丽而承受重压的民众，共同反抗。
在当时的山东境内，试图反抗隋王朝的队伍不只有王薄一支。这片古称“青齐”之地，在南北朝时长期处于南北交战前沿，中央控制力相对薄弱，地方豪强往往拥兵自立；加之境内多湖泊丘陵，便于隐匿踪迹。除活跃于长白山的王薄外，平原郡豪强刘霸道，拥众据守豆子（盐泽）；漳南县的窦建德、张安祖，入高鸡泊结寨；鄃县人张金称亦“聚众河曲”。然而这些队伍大多未有明确的抗争主张，唯独王薄，因其创作的歌谣将斗争的对象指向了官军和朝廷，就此成为隋王朝覆灭的先声。王薄所称的“知世郎”，也因确实点明了隋亡的结局，而被视为隋末农民起义的揭幕人。
当隋炀帝在涿郡眺望帝国的边疆时，他显然并不在意这首从山野间升起的歌谣。但王朝的丧钟已然敲响，看似还在极盛的隋王朝，已经不得不走向自己最终的结局。
迷茫的敲钟人
首倡起义的王薄面临诸多困难。得知山东地区大规模反叛出现后，隋炀帝立即出兵，派将领张须陀领军平乱。而隋炀帝依旧有条不紊地会见处罗可汗，要求道士炼丹，威吓谏止自己亲征的大臣，并最终亲自领兵，浩浩荡荡向辽东进发。
隋炀帝的轻视，来自对王朝实力的自信。此时的大隋不算虚弱，兵力也强盛。王薄所率领的义军在与官军对抗的初期，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，但在久经战阵、治军严谨的张须陀到达山东后，局势就急速恶化。王薄的军队遭到偷袭，经历数次大败，丢盔弃甲，不得不投靠屯聚在豆子的郝孝德等人。张须陀的军队不久又将豆子的义军击溃。自大业九年（613）起，张须陀在山东每战必胜，打得义军毫无还手之力，直到大业十二年（616），他才被瓦岗寨翟让和李密设伏包围，殒命沙场。
在这段抗击官兵围剿的过程中，作为揭幕者的王薄除了开始时留有姓名，之后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。虽然在文艺作品里，“知世郎”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智慧、高瞻远瞩的形象，但实际上，在隋末起义的诸多首领中，王薄既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，也不具有洞察时局的能力。就在王薄等人举起义旗的第二年，曾协助隋炀帝灭陈和夺位的重臣杨玄感反叛，重创了隋政权，正在征高丽途中的隋炀帝不得不草草结束战事，回京平叛。消耗巨大的辽东之役无功而返，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反抗情绪，起义范围不断扩大，一些农民军队也趁势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。但王薄在被张须陀击溃后，势力再无发展。曾率领瓦岗寨一度攻入洛阳的李密，微时曾投奔王薄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最终转投翟让，这才有了瓦岗寨日后的兴盛。
大业十四年（618），隋大将宇文述之子、隋末叛军首领宇文化及向已摇摇欲坠的隋王朝发起最后一击，在江都行宫弑杀了隋炀帝。
此时，原本以反隋为号召的王薄急需寻找新的出路。这是一个关系自身前途的慎重抉择，但他仅因听说宇文化及资财丰厚便决定投靠。隋炀帝统治残暴，终究是天下共主，宇文化及弑君之举还是为世人不齿；加之他本人骄横贪鄙，早已恶名昭彰，绝非明主。当时宇文化及正受窦建德围攻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或许是意识到自己选择有误，王薄不久后便暗中联络窦建德，开城引其入内，生擒宇文化及。归附窦建德仅一个月后，王薄又转投唐朝。
作为隋末首义的“知世郎”，从最初高举反隋义旗，到依附宇文化及、窦建德，他的每次选择都显得被动而迷茫，虽奋力撞响巨钟，却在余音震荡中不知所措。这种迷失，既源于他缺乏雄主应有的军政才能与远见，也折射出隋末乱世中许多早期起事者的共同困境：他们勇敢地撕开了旧秩序的第一道裂口，却在汹涌而来的洪流中难以把握方向。
好在，王薄终于找到了归宿。唐朝任命他为齐州总管，使他得以回到最为熟悉的山东地区。此后，王薄全心协助唐朝平定山东，凭借其在当地的声望与联系，先后劝服青州、莱州、密州等多座城池归顺朝廷。由此也可看出，虽然王薄并不善战、权谋亦不突出，但其为人仁义可靠——即便时过境迁，那些曾随他起义的民众仍愿听从他的号召。在唐初亟须稳定山东的局面下，王薄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。他以劝谕替代征讨，减少了战乱动荡，加速了唐朝对山东地区的整合。尽管在群雄逐鹿的隋末舞台上，王薄并非耀眼的主角，但他在归唐后的这些务实举措，无疑为唐迅速统一与安定山东做出了切实贡献。
迷雾重重的死亡
在《镖人》的设定里，“知世郎”是一个重病缠身、命不久矣的形象，他与主角团相遇，是因为想从西域赶回长安，继续反隋大业。但纵观王薄的一生，并没有转战到西域的记载，当其走到生命终点时，隋朝也早已覆灭。因此，历史上的王薄，显然是无法与西域的镖人团队有一桩奇遇的。
不过，历史上的王薄之死，也是迷雾重重。武德五年（622），王薄跟随宋州总管盛彦师攻打须昌县，向潭州征调军粮。潭州刺史李义满与王薄有旧怨，不愿给粮。战事结束后，盛彦师要追究李义满不听军令的责任，将李义满捉入监狱。面对此次山东地区官员的矛盾，唐廷选择息事宁人，要求盛彦师释放李义满，可诏书还没有送到，李义满便因忧愤死在监狱中。吊诡的是，愤怒的李家人并没有将这笔账算在盛彦师身上，反而将矛头对准了随军的王薄。李义满的侄子李武意趁着王薄从须昌还军、路过潭州时，刺杀了王薄。这位率先举起反隋大旗的“知世郎”，就这样毙命在潭州尘土飞扬的官道上。
李义满与王薄之间究竟有何旧怨，史书并无记载股票配资盘，我们难以判断其仇恨之深，亦无法理解为何李家人会略过直接拘捕李义满的盛彦师，转而刺杀王薄。而唐廷对此事的处理态度也十分暧昧，不仅未追究李义满拒发军粮之过，反在其死后将盛彦师定罪处死；而李家即便杀死了王薄，也未受任何波及，李义满之子李君球顺利承袭平陵郡公爵位，至高宗朝仍在任职，并因治绩清明受朝廷褒奖。相比之下，盛彦师与王薄两家则自此湮没于历史记载，再无痕迹。 透过这些历史碎片，我们或可窥见王薄之死的深层原因。王、盛、李三人，都是山东境内的豪强，王薄是反隋最早的起事者，其名望自不必说；盛彦师曾率宾客千余人拜谒义军；李义满也曾“据平陵”，都是一方豪强。如前文所言，山东地区豪强兴盛，是自南北朝以来的遗留问题。隋朝国祚短暂，并没有对此作出处理。新建立的唐朝，同样必须面对这个问题。 明白了这一点，再看唐廷对此事的微妙态度，便能够理解了。王、盛、李三人的矛盾，本质上仍是山东豪强的内部矛盾。作为关陇贵族的唐统治者，显然乐见这样三败俱伤的结局。王薄的命运，或许在他投降唐朝的那一刻，就被注定了。 历史上的“知世郎”，其一生便是如此。他或许能够知晓一个王朝的命运，却没有料到自己的结局。留存在史书只言片语中的王薄，并非智勇双全的角色；但他对民生苦难的敏锐触动、首举义旗的反抗魄力，足以被后世铭记。 参考文献： 1. [宋]司马光 编著,[元]胡三省 音注，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 2. [唐]魏徵、[唐]令狐德棻 撰，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 3. [後晉]劉昫等撰,《旧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 4. [唐]温大雅撰，仇鹿鸣笺证，《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》，中华书局，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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